经济名词——合成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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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mo38f1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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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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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谬误是萨缪尔森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它是一种谬误，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仅仅由于它对局部而言是对的，便说它对总体而言也必然是对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肯定的是：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
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
个人认为，合成谬误是一种“盲人摸象”的感知，将局部的概念盲目夸大为整体的概念，“以偏概全”也能体现其所意指，这种谬误往往是由于认知局限性造成的，而偏少故意为之，但由于每个局部的错误认知，最终容易导致整体的扭曲，这也是人性自私的结果。
合成谬误是萨缪尔森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它是一种谬误，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仅仅由于它对局部而言是对的，便说它对总体而言也必然是对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肯定的是：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
现实生活中“合成谬误”的例子俯拾皆是。如，虽然某一个人用惦高脚尖的方式来看庆祝游行，可以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并不能让大家如愿。虽然一个人使用透视麻将，可以让他赢钱，但如果向全社会推广透视麻将，则不会让所有人赢钱。一户人家教育小孩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成了人上人，但家家都这么做，却无法如愿。这最后一条，可能有些人不赞同。但看看今天大学生和民工一起竞争上岗，就知道我言不虚。
经济学中也有很多这类例子。比方说，一个国家搞出口导向，发了财，但所有国家都拼命出口，却不仅发不了财，反而会陷入“争做最差”的陷阱(参见我翻译的帕利的文章)。当年韩国和新加坡走出口导向式道路，成就了亚洲四小龙奇迹。李光耀把这些经验介绍给了中国，也让中国光景了一番，同时也导致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今天，当西方的消费需求萎缩时，中国的“世界工厂”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出口导向式发展已经走入了合成缪误式陷阱。
一个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残酷压榨工人，必然会让他赢利增多。但是，如果所有资本家都这么干，则市场需求萎缩，东西卖不掉，资本主义要陷入泥坑。张五常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把中国工人的工资限制在400元以下，甚至还推广残酷的“计件工资”。而西方国家与中国相反，有强大的工会，工人高工资，这不仅没有把企业搞垮，反而却保持了长期的繁荣。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提高可以促进就业，可以走上内需驱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见党爱民等《论发展中国家的有效需求与就业》)。
经济萧条时，资本家企图裁员以减少亏损。但是，当裁员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经济会更加萧条。这时候，资本家会减少个人消费，以图增加利润。但是，当整个资本家集体都这么做时，谁的利润也不会因此而增加。反之，如果资本家扩大消费，则资本家的利润却反而会增加。这就是凯恩斯提出的“寡妇的坛子”原理。一个人节俭可以带来致富，但对整个国家说来，却是一场因愚蠢导致的灾难，见《蜜蜂的寓言》。
关联模型：
1、“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是美国学者哈丁曾在1968年提出来的。它假设有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如果每个人从一己私利出发，就会毫不犹豫地多养羊，因为收益完全归自己，而草场退化的代价则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这样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到无法再养羊。
“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产权主体虚位和责任主体虚位。产权主体虚位，就会出现“有人上树摘果，无人浇水施肥”的局面；责任主体虚位，就会形成“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的结果。
2、“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囚犯的故事。这两个囚徒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供出他的同伙(即与警察合作，从而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警察合作)。这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无法给他们定罪。但警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给了这两个囚犯一点儿刺激：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背叛，即告发他的同伙，那么他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他的同伙就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并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作为对告发者的奖赏。当然，如果这两个囚犯互相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
那么，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呢?是选择互相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因为这样他们俩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自由。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选择。A犯不是个傻子，他马上意识到，他根本无法相信他的同伙不会向警方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然后带着一笔丰厚的奖赏出狱而去，让他独自坐牢。这种想法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但他也意识到，他的同伙也不是傻子，也会这样来设想他。所以A犯的结论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背叛同伙，把一切都告诉警方，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会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是那个带奖出狱的幸运者了。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据这个逻辑向警方交代了，那么，A犯反正也得服刑，起码他不必在这之上再被罚款。所以其结果就是，这两个囚犯按照不顾一切的逻辑得到了最糟糕的报应：坐牢。
3、集体行动的逻辑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明确阐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他提出了著名的“奥尔森困境”，即：一个集团成员越多，从而以相同的比例正确地分摊关于集体物品的收益与成本的可能性越小，搭便车的可能性越大，因此离预期中最优化水平就越远。大集团比小集团更难于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也就是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
个人认为，合成谬误是一种“盲人摸象”的感知，将局部的概念盲目夸大为整体的概念，“以偏概全”也能体现其所意指，这种谬误往往是由于认知局限性造成的，而偏少故意为之，但由于每个局部的错误认知，最终容易导致整体的扭曲，这也是人性自私的结果。
合成谬误是萨缪尔森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它是一种谬误，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仅仅由于它对局部而言是对的，便说它对总体而言也必然是对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肯定的是：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
现实生活中“合成谬误”的例子俯拾皆是。如，虽然某一个人用惦高脚尖的方式来看庆祝游行，可以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并不能让大家如愿。虽然一个人使用透视麻将，可以让他赢钱，但如果向全社会推广透视麻将，则不会让所有人赢钱。一户人家教育小孩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成了人上人，但家家都这么做，却无法如愿。这最后一条，可能有些人不赞同。但看看今天大学生和民工一起竞争上岗，就知道我言不虚。
经济学中也有很多这类例子。比方说，一个国家搞出口导向，发了财，但所有国家都拼命出口，却不仅发不了财，反而会陷入“争做最差”的陷阱(参见我翻译的帕利的文章)。当年韩国和新加坡走出口导向式道路，成就了亚洲四小龙奇迹。李光耀把这些经验介绍给了中国，也让中国光景了一番，同时也导致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今天，当西方的消费需求萎缩时，中国的“世界工厂”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出口导向式发展已经走入了合成缪误式陷阱。
一个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残酷压榨工人，必然会让他赢利增多。但是，如果所有资本家都这么干，则市场需求萎缩，东西卖不掉，资本主义要陷入泥坑。张五常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把中国工人的工资限制在400元以下，甚至还推广残酷的“计件工资”。而西方国家与中国相反，有强大的工会，工人高工资，这不仅没有把企业搞垮，反而却保持了长期的繁荣。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提高可以促进就业，可以走上内需驱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见党爱民等《论发展中国家的有效需求与就业》)。
经济萧条时，资本家企图裁员以减少亏损。但是，当裁员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经济会更加萧条。这时候，资本家会减少个人消费，以图增加利润。但是，当整个资本家集体都这么做时，谁的利润也不会因此而增加。反之，如果资本家扩大消费，则资本家的利润却反而会增加。这就是凯恩斯提出的“寡妇的坛子”原理。一个人节俭可以带来致富，但对整个国家说来，却是一场因愚蠢导致的灾难，见《蜜蜂的寓言》。
关联模型：
1、“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是美国学者哈丁曾在1968年提出来的。它假设有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如果每个人从一己私利出发，就会毫不犹豫地多养羊，因为收益完全归自己，而草场退化的代价则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这样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到无法再养羊。
“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产权主体虚位和责任主体虚位。产权主体虚位，就会出现“有人上树摘果，无人浇水施肥”的局面；责任主体虚位，就会形成“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的结果。
2、“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囚犯的故事。这两个囚徒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供出他的同伙(即与警察合作，从而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警察合作)。这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无法给他们定罪。但警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给了这两个囚犯一点儿刺激：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背叛，即告发他的同伙，那么他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他的同伙就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并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作为对告发者的奖赏。当然，如果这两个囚犯互相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
那么，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呢?是选择互相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因为这样他们俩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自由。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选择。A犯不是个傻子，他马上意识到，他根本无法相信他的同伙不会向警方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然后带着一笔丰厚的奖赏出狱而去，让他独自坐牢。这种想法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但他也意识到，他的同伙也不是傻子，也会这样来设想他。所以A犯的结论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背叛同伙，把一切都告诉警方，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会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是那个带奖出狱的幸运者了。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据这个逻辑向警方交代了，那么，A犯反正也得服刑，起码他不必在这之上再被罚款。所以其结果就是，这两个囚犯按照不顾一切的逻辑得到了最糟糕的报应：坐牢。
3、集体行动的逻辑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明确阐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他提出了著名的“奥尔森困境”，即：一个集团成员越多，从而以相同的比例正确地分摊关于集体物品的收益与成本的可能性越小，搭便车的可能性越大，因此离预期中最优化水平就越远。大集团比小集团更难于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也就是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